编者按
近年来，龙泉市政协注重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，创新载体丰富文史新成果，于2023年编辑出版了龙泉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《龙泉宋韵》。
《龙泉宋韵》以历史文献典籍、地方志乘家谱为依据，以历史传承和遗存、遗址为佐证，采用文史资料“三亲”整理、挖掘和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，去芜存精，订正错讹，还原史实。全书共分沿革地理、姓氏文化、学校教育、历史名人、特色建筑、风雅龙泉、工艺特产、民俗风情等8章23节，深入挖掘龙泉深厚文化底蕴，全面展现龙泉宋韵风貌。
该书的出版发行，将激发龙泉人民热爱家乡、热爱祖国的家国情怀和保护古城的自觉担当，进一步增强地方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，还必将为“全面复兴剑瓷之都、奋力打造品质龙泉”注入澎湃文化动能和硬核文化力量。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政协bbin体育足彩：建设“书香政协”的工作要求，更好地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在“存史、资政、团结、育人”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现将编纂的《龙泉宋韵》予以连载，敬请关注。
本期刊登第五章第二节《桥、阁、亭、堂》。
第二节 桥、阁、亭、堂
济川桥、留槎阁
清顺治版《龙泉县志·卷二·建置》记载：
济川桥，在县治大市南，跨双溪，枕中洲，垂南北两岸。旧名“清化”，宋何执中易今“济川”，米元章书额。绍兴二十八年（1158），邑儒张津倡募重建，侍郎季南寿记。岁久摧圮，邑令袁倬委僧智伦改葺。
按此记载，济川桥原名清化桥，何执中改为济川桥，由米元章即米芾题写“济川”。清乾隆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一二收入明代王应宣于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撰写的《济川桥记》:
吾龙据栝上游……治南大溪襟绕，波心涌沙成洲……旧有桥横亘其上，而附桥为阁，巍然杰立于洲中。苏东坡题其阁曰“留槎”，米元章题其桥曰“清化”，续太宰何公执中易名“济川”……
清乾隆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一二收入清代范承谟（1624—1676）于清康熙九年（1670）撰写的《题僧人等惟募修盘桥缘簿疏》:
……龙泉治当万山，而双溪带其南……昔人为之桥者，跨溪枕洲，横亘巨丽，盖欲存诸永久。而米元章题其桥曰“济川”，苏子瞻榜其洲之阁曰“留槎”，邑遂以为名胜……
何执中（1044—1117）与米芾（1051—1107）为同时代人。米芾多次在京城任职，宋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米芾为秘书省校书郎，翌年（1070）外放。宋崇宁二年（1103），任太常博士、书学博士。翌年（1104）知无为军。宋崇宁五年（1106），为书画学博士，礼部员外郎。何执中自宋绍圣三年（1096）后，一直在朝廷中为官。米芾任书学博士时，何执中为吏部尚书。何执中对米芾的书法、诗文非常推崇，“不独仰其翰墨，尤服造语之工”。因此，何执中改“清化”为“济川”，米芾的题榜应该是“济川”。
说到济川桥，留槎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，因为宋代的济川桥、留槎阁是一体的。桥飞架南北，阁立在桥中间的留槎洲上。清顺治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二记载：
留槎阁，在县治南济川桥上。宋苏轼书榜，陈舜俞题诗，时谓阁之雄伟、字之道劲、诗之警拔号“三绝”。
留槎阁的最早记载，见季南寿的《留槎阁记》:
南寿儿时，喜诵古篇章。一日，先君口授以留槎阁之什，断章云：“凭谁为问槎边客，未必无人犯斗牛。”击节叹赏久之。敢问阁安在？曰：“吾邑有济川桥焉。桥之中涌沙成洲，而附桥为阁，杰立于洲之上也。”赋是诗者为谁？曰：
“贤良陈公舜俞也。”想是阁之雄伟，味诗辞之警迈，固知名非虚得也。先君又曰：“是名也，大书于颜，笔势道劲，邑人歆艳，与其诗并阁，号‘二绝’。”问题其颜者谁耶？则曰：“眉山先生苏轼也。”自是，益跂慕，愿造焉而寄目。后十年，隶籍于县庠，暇日登临，令人缥缥然意气飞扬，而徘徊不忍舍。追思二公足迹不一至，其标榜之深切，模写之巧妙，周尽厥美，若亲见之，岂有得于冥冥而与造物者为一乎？窃谓天地有英特清迥之气，尝融结于山川。山灵川后往往呵护闊匿，不肯呈露，必得鸿儒硕生以汗墨藻绚为之摘张，不容靳啬，乃效为祥瑞，播为景物，钟为公卿，于斯阁概见矣。古者以洲为吉祥，诹验表表。邑之水自西南二溪而下，发源深。桥之上，流则合为一，不数百步，突然有灵洲特起，溪分左右，虽支流有满除，而此不与之增损，隐如鳌负，其广袤未易以寻丈计。佳木修篁，林矗乎其上；渔舫贾舸，徙倚乎其侧；烟霭出没，鸥鹭伏见，望之若瀛洲然。故当时指为沙堤之兆，意必有拜相者，载于里谣。未几，清源何太宰首叶是谶，为一时王公大人。厥后，登宥庭，联袂从影，缨要津者相望。阴阳家以阁之倚桥，颇似今之朝冠，兹又嘉谶也。苏眉山第取其景胜，仿佛仙槎至是，而容与不论其地灵人杰，自然契合，有可以前知者。无何厄于寇燎，尺橼不遗，将一新而谋屡不集。进士张津，以胶庠之英，慨然为之倡，士庶翕从，莎刍彦时有干翮出，力董厥事，不浃岁而落成，实绍兴二十有八年（1158）冬十月也。书来以记文为请，且持不腆之辞，载其名附二公之后以行远，窃有荣耀，南寿之幸愿也。乃承命辑见闻颠末而并书之。
（清乾隆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一二）
季南寿家在离城10里的宏山，孩童时，父亲以陈舜俞题留槎阁的诗歌对其启蒙，并讲授“乡土”知识，使季南寿对济川桥、留槎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少年时，季南寿到县学求学，曾登临过留槎阁。登高眺望，远山近景尽收眼底，季南寿体味到陈舜俞诗“凭谁为问槎边客，未必无人犯斗牛”的高远意境，同时也领略了苏轼题榜的“深切”。
从功用来讲，桥是必需品，而阁就是非需品了。按常理推断，先有桥，后有阁。清乾隆版《龙泉县志·卷一·舆地》记载：
留槎洲，在大溪之间，袤二里许，广不盈十丈。双流夹逝，而洲峙于中。其上有阁，当洪涛滥觞之时，台阁与林木蜿蜒波心，似欲浮动，有长鲸出波奔冲霄汉之势。宋乡宦何才翁泛西湖，偶谈及此。太守苏东坡喜曰：“得非张骞氏之槎乎？”书“留槎阁”三字贻之。陈舜俞为诗，遂名播当世。谶云：“灵洲到市上，龙泉出宰相；灵洲到寺前，龙泉出状元。”正谓是也。
何才翁是何琬的父亲何之奇，未取功名，也未履宦。清顺治版《龙泉县志·卷五·选举·恩例封赠》记载：
何之奇，以子琬贵赠中散大夫。
何之奇与何执中的祖父何咸遂（988—1040）同辈，属于有学识的乡绅，《清源郡何氏宗谱》记载：
《之奇公题济川桥留槎阁诗》:琬公之父，郡王之师也……
何之奇生卒年不详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九一记载：
元祐元年（1086）十一月壬申，朝请郎、行鸿胪寺丞何琬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。先是，琬自通判秦州除淮南东路常平，到任未几，提举官俱罢。除常平在元丰八年（1085）十一月七日，罢提举在元年（1086）闰二月二十八日……琬为提举官三月而罢，自替罢扶持老父，牢落都城，方又远涉重江，何独不幸也……何琬本两浙处州人，父年七十八岁，伏望圣慈详择，特降指挥，除琬一近乡差遣……
按此记载，宋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何之奇78岁，随何琬在“都城”开封，其出生之年当在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左右。
苏轼曾两次在杭州任职，一次是通判，宋熙宁五年（1072）至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在任；一次是知州，宋元祐四年（1089）至宋元祐六年（1091）在任。
陈舜俞（1026—1076），字令举，秀州（浙江嘉兴）人。宋庆历六年（1046）进士，任明州观察推官、天台从事等。宋嘉祐四年（1059）获制科第一，授光禄丞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签书寿州判官等职，后弃官归隐。宋熙宁三年（1070）复出，任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，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革，被贬谪监南康军盐酒税。宋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再次弃官归隐。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王安石罢相，复出为官。八年春，王安石再次拜相，重遭贬谪。宋熙宁九年（1076）病逝。陈舜俞有《留槎阁》诗：
闻说欧川似沃洲，一溪分作两溪流。
长桥跨岸虹垂地，高阁凌空蜃吐楼。
浩荡乾坤供醉眼，凄凉风雨送行舟。
凭谁为问乘槎客，未必无人犯斗牛。
（《都官集》卷一三）
“闻说”，说明陈舜俞未来过龙泉，听人描叙，写了此诗。按照陈舜俞的生卒年来分析，此诗写于熙宁九年（1076）前。诗中的“乘槎客”，典出晋代张华的《博物志》“乘浮槎到天河”，后世文人多以“乘槎”比喻青云直上，入朝为官。苏轼有《鹊桥仙·七夕送陈令举》:
缑山仙子，高情云渺，不学痴牛呆女。凤箫声断月明中，举手谢、时人欲去。
客槎曾犯，银河微浪，尚带天风海雨。相逢一醉是前缘，风雨散、飘然何处？
陈令举，即陈舜俞。苏轼此词的写作时间为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《施注苏诗东坡先生年谱》记载：
……按先生作《勤上人诗集序》云：熙宁七年，余自钱塘赴高密。又按先生《辛未别天竺观音诗序》云：余昔通守钱塘移莅胶西，以九月二十日来别南北山道友。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。按先生《记游松江说》云：吾昔自杭移高密，与杨元素同舟，而陈令举、张子野皆从余，过李公择于湖，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。夜半月出，置酒垂虹亭上……
按上述记载，《县志》记载的何才翁泛舟西湖得苏轼题榜、陈舜俞题诗的记载有误。苏轼任杭州“太守”是宋元祐四年（1089），陈舜俞已去世13年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陈舜俞题诗在前，苏轼题榜在后呢？楼钥的《跋袁光禄（毂）与东坡同官事迹》记载：
元祐五年（1090）停杭州，东坡为郡守，相得欢甚。有迓新启事：坡书龙泉何氏留槎阁；记介亭唱和诗：坡次韵二诗，一谢芎椒，一为除夜，如“别乘一来，风月平分破”之词，最为脍炙，正为公而作，则其宾主之间风流可想而知也……公之五世孙標录公与东坡同官事迹及丰公所为铭，谓钥书于后……（《攻媲集》卷七七）
宋元祐五年（1090），曾任龙泉知县的袁毂任杭州通判，将女儿嫁给钱塘县尉何志同。知州苏轼与袁毂虽为上下级，但诗词酬唱，交谊很深。袁毂的五世孙袁標（1150—1213）将苏轼和袁毂一同为官时的诗词及交往事迹汇编成册，请楼钥（1137—1213）作跋。
相比于《龙泉县志》，楼钥的记载应该更加靠谱。楼钥在跋里将“坡书龙泉何氏留槎阁”和“坡次韵二诗”作为苏轼和袁毂交往的重要事情。其中“坡书龙泉何氏留槎阁”透露出几个信息：
一是苏轼题榜是在“太守”任上，是袁毂让苏轼题榜的，而委托袁毂的，应该是女婿何志同，或何氏族人。
二是济川桥上为行人躲雨、歇息原本建有阁，苏轼题榜时，留槎阁由龙泉何氏出资新修的。宋元祐五年（1090），何执中远在北京任大名府国子监教授，何琬在开封户部郎中的任上。此时何氏在龙泉已成望族，何执中的胞弟何执文、何琬的胞弟何矇、何璞等留在龙泉。为祈盼何氏青云直上，结合民间流传的“沙堤之兆”，采纳“阴阳家以阁之倚桥，颇似今之朝冠”，何氏族人捐资修建桥上的阁。
济川桥与留槎阁一直存续到清代末年，桥为便民，又似官帽两翼；阁为“文脉”所系，耸立洲上，有如“朝冠”，成为悬梁苦读的士子们的膜拜之所。清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龙泉县教谕陆国栋撰《重举留槎阁文帝春祀序》记载：
从来士子之禄籍掌于文昌，而世之范金以事者，往往多在重楼杰阁之巅……龙邑留槎阁踞灵洲之上，凌摩霄汉，俨若鳌负，向奉帝君像于其上……（清光绪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一二）
何氏始建留槎阁，《县志》记载不详，清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重修济川桥，处州郡守清安撰《重建济川桥记》:
……县治南门外有桥名“济川”，为往来要津……桥之旁有阁曰“留槎”，创自宋邑人何太宰，时苏文忠公为题其额，诚一邑胜观也……（清光绪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一二）
龙泉境内溪壑纵横，跨溪而建的桥随处可见。除济川桥外，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一三记载：
披云桥，在光孝宫北。何公澹书榜，今名“通仙”。
上旌桥，在县市。
桂枝桥，在县东。
稽圣桥，县东二里。
马步桥，县东五里。
松涧桥，县南二十里。
镇安桥，县南二十五里。
豫章桥，县南二十里，又名“安定”。
梧桐桥，县东十五里。
白雁桥，县东三十五里。
道泰桥，县东四十里。
松衢桥，县西四十里。
阴田桥，县西四十里。
飞溪桥，县南四十五里。
盖竹桥，县西五十里。
山下桥，县西五十里。
新丰桥，县西五十里。
横溪桥，县西五十里。
丛绿桥，县西五十五里。
榆溪桥，县南五十五里。
大梅桥，县西南六十里。
小梅桥，县南七十里。
黄柚桥，县南六十五里。
西岸桥，县南六十里。
查田桥，县南六十里，又名“跨虹”。
最高亭，又称最高轩。清光绪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二记载：
亭在治后九姑山西，尽得一邑溪山之胜。旧传，有人手足挛甚，忽遇异人于此，药之而愈。因创庵于上，名曰“道庵”。宋治平（1064—1067）初，邑令范纯孝作亭，后姚毂增修，易为轩。周庄记之。
九姑山在县衙北，清乾隆版《龙泉县志·卷一·山水》记载：
九姑山，在旧县治北，距百余步。相传昔有县令某，丧及九女，咸葬此山，因名“九姑”。宋邑令范纯孝建亭于山西，匾名曰“最高”。
最高亭由知县范纯孝始建，登亭远眺，龙泉县城山水风光尽收眼底。范纯孝建亭的原因，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·方舆汇编·职方典》记载：
（处州府山川考）龙泉县九姑山，在县治北百余步，昔县令某，九女葬此，因名。堪舆家谓有龙首像。宋邑令范纯孝建亭于上，匾曰“最高”。
宋靖康元年（1126），知县姚毂兴修蒋溪堰，开凿云水渠，又兴修最高亭，改亭为轩，教谕周庄撰《最高轩记》:
治平初，南昌范纯孝为剑川令，策杖得九姑山作亭，遂为括苍胜游绝冠。绍圣（1094—1098）间，衢人袁希仲，暨崇宁（1102—1106）间邑人继作。厥后，弦歌弗嗣，亭废不修，垂三十年。斋川姚公为县，又新之。亭负鹤岭，阴崖薄云，青壁斗绝，下控石马，重复百里，势决奔浪，横倚县治西北隅，骧首寥廓，间若孥紫雾欲腾去，而亭特峙其上。昔青囊氏欲售其术，辄附会而言曰：“头角奋，异人出矣。”宣和六年（1124），公治多暇，坐日照堂，隐几频望，苍翠森如。
遂拉僚友，却尽支顾，临绝顶四顾而兴叹。命诛藤蔓，裴徊旧址曰“凭虚”，高峰泠然，御风蓬壶游也。乃饬能吏董其役，未几告成。檐跳白日，顶摩苍穹，皎皎飞出，空际岩壁溢秀，烟霞涨彩不动容色，灿金碧丹腹于颓垣茨棘之间。云山千里，松竹万家，景与目共，岂能赋者足以诧美哉。为是游者，将抗怀远览，飘飘凌云，必有抟扶摇九万，踵前人遐辙，随公绝尘，以遂最高之名。因酌酒为公寿，且祝曰：潭潭紫府，槐荫清昼。他日尚能眷怀于兹，以慰告吾人之思否？靖康改元（1126）四月十五日记。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一四）
亭，有顶无围墙，一般只有一间的建筑物。轩，有窗的廊或小屋。范纯孝建的是亭，姚毂建的是轩。
籍桂堂
宋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龙泉吴深、鲍强、鲍康尧、季裒、吴克登丁未科许安世榜进士。此科处州惟龙泉5人中进士，一时间轰动处州城乡，龙泉县县民更是欢欣鼓舞，在济川桥东面建“五桂亭”，将5人名字书写其中。宋绍圣中（1094—1098），知县唐梦得和乡绅江通改建为“籍桂堂”，将龙泉县考中进士之人的名字都题写其上。此后，籍桂堂几次迁建，清顺治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二记载：
籍桂堂，在县东崇因寺左，大溪之崖。宋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吴克、季哀等五人登进士第，建五桂亭以题姓名。绍圣中，邑人江通更建籍桂堂。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，邑令叶绾迁最高轩并为之记。隆兴改元（1163），徐文纪以其亭复，移于旧，侍郎季南寿记。隆兴三年，邑令黄尧揆修，参知政事何澹书额。庆元戊午（1198），邑令傅兆同进士季损之临水增建新阁。
此条记载有两处错误，隆兴年号总共只有二年，没有“隆兴三年”。何澹于宋乾道二年（1166）考中进士，宋庆元二年（1196），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
清光绪版《龙泉县志》卷二在抄录旧志时，错得更离奇：
籍桂堂，在县东崇因寺左，大溪之崖……隆兴改元（1163），徐文纪以其亭复移于旧侍郎季南寿宅……
“记”和“宅”，一字之差，谬以千里，有人以此为据，说籍桂堂迁移到季南寿旧宅。实际情况是：宋靖康元年（1126），姚毂改建“最高亭”为“最高轩”;宋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，籍桂堂被大水冲击，叶绾将之移到最高轩；宋隆兴元年（1163），徐文纪将最高轩复建为亭，将籍桂堂迁回原址重建，并请季南寿撰写《籍桂堂记》:
进士盛于唐之贞观（627—649）。宋自龙德（921—923）以来，杏园宴后始诣慈恩塔下书名，荣初命侈后观也。自时厥后，上国俊游循用以为故事，无敢坠失。至十室之邑，能挹其流风大书特书不一二书，则惟吾邑有焉。邑之南长桥稍东，旧有堂曰“五桂”，为治平四年（1067）榜中人作也。先达无记，后来不继。绍圣（1094—1098）中，邑大夫福唐，唐梦得意最少之谓弗可训。于是迁升即崇辟小为大取，凡士之由是而升于天子者，书姓名壁间。更名籍桂堂，则其旧也。中更累政，弗克嗣初，因以堕圮毁驰，鞠为圃畦且二十年。绍兴（1131—1162）初载，汪侯汝则实起度而新之。其栋宇之壮，书刻之严，后先相望无所与让。十四年（1144）夏大水，堂以陆危，随流荡析。邑之故老过之，颦蹙喟叹，学士相语或气弗膺，行道之人亦为之顾步不前。既阅岁矣，今大夫杨侯德光因人之欲，以政之余暇谋攻其旧。贰令武侯晞颜实相成之，聚工于夏之四月，越五月某日遂休庶役。大夫以书来谓南寿：桑梓士宜详其故，俾书成事。南寿固辞弗获，则推其本意，叙之曰：“古之为治者，必本风化，民皆回心向道，故不肃不严而教成民治。”后之为治，率从事于簿书。期会之间，民不知古，莫有廉耻愧厉之心，虽三令五申，严刑峻罚，而民益骄以肆，治益以不理。今失此堂，非以为观美也。时有来者寓目于斯，思夫人声华之美，事业之富大，而垂绅正笏，致君尧舜之上。小而剖符绾墨，措俗成康之隆。有荣耀焉，则必洋洋动其心，退而勉于学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”此其所以为向道之方也与。南寿故本二侯之意，以书堂之岁月。若夫木瓦涂艘之饬，崇深广狭之度，溪山面势之胜，登临瞻赏之乐，则非堂之所有，事其可略也。
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一四）
按季南寿的记载，此次重建籍桂堂，是知县杨德光动议，佐官武晞颜具体负责。“杨德光”系“杨德先”笔误。宋代马纯《陶朱新录》记载：
龙泉宰河阳杨仲京，字德先。云：崇宁丙戌（1106）冬夜半，忽闻满街悲号，声甚哀。窥之，见群狐百余，悲鸣奔突，由南门而出。明年秋大水，汴渠溢，逆流横溃，河阴被浸。至宣和乙已（1125）冬，狐复如是。邑人皆忧水患。明年，金人渡河。
宋绍圣中（1094—1098）籍桂堂建成后，成为龙泉士子们的景仰之地，他们在学习的暇余到此，看到墙壁间一个个登科进士的名字，心中不断地鞭策自己，有朝一日，要让自己的名字写到上面。后来进士登科成为太宰的何执中在蟾宫折桂前，曾来过这里，并有诗自勉。《清源郡何氏宗谱》收入《郡王题籍桂堂》诗：
满眼云山一双舟，桂堂独坐几春秋。
主人对客真严峻，夜月依神约遨游。
有意来游解百忧，轩窗倒影砥中流。
当年著作超班鹭，异日声称迥出虬。
籍桂余香万古浮，四方文物聚东州。
名登翰苑钦魁士，迹载虚堂显佑侯。